第二，事物的本质标准适合我国抽象审查和集中审查方式。

(二)完善司法实践的路径 司法实践对诚信政府所设定的要求以及对相对人所提供的保护，不能说是完美无瑕，因为仅就样本而言，对于在何种情形下，行政行为，如行政允诺、行政协议，能够课予行政机关加以遵循的诚信义务，司法实践尚未完全统一。(19)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行终766号。

(28)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行终字第80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行终918号，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3行终32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行终751号，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01行终37号，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1行终16号。参见赵宏：《主观公权利的历史嬗变与当代价值》，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否则行政主体违法就成了其主动违约的正当理由，以至于得出违法有理的悖论。⑩ 然而，抽象地声称源于大陆法系传统的信赖保护原则抑或来自英国的合法预期保护孰优孰劣，却罔顾两者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和现实基础，说服力恐怕有限。否则，一般人民均有机会经由法律解释而自行判断该规范是否合法。

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行政主体认可当事人缴交社保费方式或转诊申请的，应当承担保险金的给付义务，不得事后以当事人行为不符合规定为由推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大量采用国家保障国家帮助国家保护等确定国家积极作为义务的表述，表达了制宪者期待通过国家承担积极作为责任，创造和维持有利于基本权利实现的条件。

一方面，依靠人民彰显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取向，强调了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依靠人民参与而形成国家治理之合力。因此，未来人大代表参与立法活动应当向专业分工转型。唯有通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积极开展立法调研，才能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立法需求，实现立法的针对性与及时性。作为立法机关的人大能够以其及时的立法为深化改革提供依据，亦能扮演改革成果追认的角色，强化改革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实现法治建设与深化改革的同频共振。

（三）契合功能分化社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当前中国社会分化还体现为功能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传统人大代表参与立法活动并未进行专业区分。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许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能够通过不断发展，通过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加以解决的。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是产生与被产生、监督与被监督，其他国家机关需要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功能将全面拓展。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时期，法治能够为深化改革提供保障。实践中已经出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技术－制度迟滞的现象，即制度实 践的需求与制度中的技术支撑之间出现张力。民主立法涉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民主面向，科学立法指向立法内容的科学性。

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二）依靠人民：遵循包容型与参与型制度发展进路 依靠人民亦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风险分配与资源分配的不正义性与社会主义国家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相悖。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自然需要应对和适应来自风险社会的挑战。

因此，面对数字社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与数字技术的关系应当是借力数字技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数字赋能，从而助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有功能的发挥。社会系统从块状分化转向功能分化，根据功能的不同衍生出诸多功能不同的社会子系统。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信息不对称随着公权力系统内部的数据流通与共享而消解，影响监督效果的数字鸿沟被逐步打破。但是，制度并非一成不变，总是会随着时代变迁而相应发展。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以及提出建议，只有得到政府部门的反馈与跟进才能使监督与建议落地，使人大系统的监督与治理功能得以真正发挥。一方面，科学立法要求立法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根据新时代的社会特征而进行制度调适，以回应制度所肩负的时代需求。科技发展下的信息化，经济发展下的市场化、全球化等共同塑造了社会的差异性与多元性，使中国社会呈现功能分化与利益多元化的特征。

人大代表参与国家治理本质上就是不同群体的人民经由人大代表代表他们的意志而参与国家治理。以人民为中心构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价值引领与根本约束。

同时，就宪法文本观之，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具有宪法上的风险预防义务。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部分地方存在政府部门的某些偏好影响立法进程的现象。

但是，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因此，作为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制度建设与发展自然需要贯穿公平正义理念。这意味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基。强调为了人民能够提升制度理性，但是单纯的理性化可能导致工具主义的膨胀。

（四）推进国家治理协同化 当代国家治理与传统的管制、统治等概念最大的差异性在于实现了治理主体从一元性向多元性的逻辑转换。当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同时需要警惕数字化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价值的侵蚀。

依靠人民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注入民主价值比如本次疫情信息发布后，通过法定程序将事实上的传染病转化为法定传染病，政府就可以实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划定疫区、对传染病患者强制隔离、区域封锁等高权性的医疗防控措施。

（二）突发事件预警的规范分析 预警制度是指根据有关突发事件的预测信息和风险评估结果，依据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确定相应预警级别，标示预警颜色，并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的制度。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的主观认知要件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2条中被进一步细化为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等要素，并据此转化为一级至四级预警的可操作标准，这套标准由国务院或国务院确定的部门来制定，目前分散于各类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各级应急预案之中。

其次，这两部法律为新法与旧法的关系。循此思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传染病疫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性质完全不同。如果属地政府没有提出请求，表明其有能力应对事件，上级政府不应干预事件应对，以减少属地政府在救援黄金期内对接上级领导的成本。在制度设计上，《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更有利于地方政府行使应急职权，而《传染病防治法》更倾向谨慎而专业的研判。

《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的突发事件预警则属于应急管理系统，对前者是包含关系。进一步而言，两类行为所蕴含的风险治理功能不同。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应急预案以及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将防汛预警权基于就近原则授予县级以上政府的防汛指挥部，是为了能及时应对洪涝灾害。

根据该规定，只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级政府才有权发出传染病预警。政府在发布预警后有职责根据预警级别进一步采取措施，包括加强监测、组织专家研判、舆论管理、安置弱势群体、管制公共场所等，但本质上仍是常态管理的措施。